作者/王柏偉

不同於電影，從電視開始，就已經不再跟光學有關了。人們可以拿電影膠捲對著太陽看，可以看到一格又一格的影像。但是就電視而言，人們能夠抓住電視訊號，但卻無法細看這些訊號，因為它們不過是電子訊號罷了。【⋯】數位影像處理最終消滅了想像物（Imaginaerem）最終剩餘的那些東西。理由很簡單：興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電腦，原本又不是為了處理影像而被設計出來的。

Friedrich Kittler

1984年出生、畢業於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的藝術家吳宜皣是台灣藝術圈這兩年內竄起且值得關注的新秀，他今年於台北數位藝術中心的《感知習作》個展發表了《WATERFALL》與《I was wondering》兩件新作，這兩件作品厲害地將問題意識下錨在由攝影／電影／電視／電腦所組成的二十世紀影像技術框架之上，並深刻地將影像與影像所指涉的對象兩者之間的關連性體驗凝鍊出來。

就展示的方式來看，《WATERFALL》與《I was wondering》都是錄像裝置式的作品，《WATERFALL》由一個垂降螢幕以及四台類比式的電視所組成，整個作品呈現出完整的瀑布景象，投影在垂降螢幕上的是瀑布下落的激流，散佈在垂降螢幕下方的四台電視彷佛是瀑布底端的大型石塊，承接著水柱的沖刷，然而電視畫面中的影像與垂降螢幕中影像是同一個影像，這個影像的一致性之所以可能，憑藉的是在垂降螢幕與電視之間的小型電腦來完成不同機器之間協定。不同機器畫面中影像一致性清楚地表現在藝術家刻意安排的幾種影像運動方式上，有時是背景激流畫面靜止，但伴隨著跨越不同螢幕的中小型長條狀緩慢地由左上往右下方移動，直到這個運動的最後一個部份從右下方的電視全部離開為止；有時整個背景畫面呈現像素化的水流資訊形態，資訊化的水流由上而下快速地落下。不同於《WATERFALL》仍大幅模擬了瀑布的形態，《I was wondering抽象的重力現象為其對象，藝術家翻轉了重力的空間，將側面投影牆面當成天花板，四個螢幕呈現藍色方塊在不同螢幕間以側面投影牆面為頂端採重力方式落下的過程，重力式下落過程在這四個螢幕間是同一個過程，螢幕之間也是透過小型電腦來完成不同螢幕間的協定。

我們如何理解《WATERFALL》與《I was wondering》中的這些機器元件為這兩個作品創造意義的方式?

作為資料（data）的瀑布與重力

不管是《WATERFALL》中的瀑布還是《I was wondering》中的以藍色方塊之移動方式來表示的重力，對於這兩個作品來說，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藝術家並不是要告訴我們瀑布是什麼或是重力是什麼，這兩者毋寧是吳宜曄藉以濃縮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體驗到的：數位技術為「攝影-電影-電視-電腦」這個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時代帶來的變化。影像不再必然被指涉到影像所從出的自然、世界或實在，換句話說，我們理解影像的方式，或我們接受影像是否具有資訊性的判準，不再是它們是否與自然、外在世界或真實的實在（real reality）相符，虛擬與否不再是什麼問題，反而是影像本身是否能夠將某些對象（諸如：現象、體驗、感知、甚至意義）給確立下來。在這個背景之下，瀑布的水流不一定要全部一起落下，《WATERFALL》中不同區塊水流分別落下的方式，甚至是由左上而又下的落下方式，都是一般人在面對瀑布時可能的觀看方式，也就是視線每次都只掃過某個小的區塊，而且不一定以由上而下的方式來觀看，這是攝影術為視覺世界所提供的貢獻。而《I was wondering》中，抽象的重力之所以能夠在過程中被辨識出來，影像的動態效果所具有的敘事性功不可沒。然而，這些與一般日常生活相符的靜態與動態的觀看體驗，在吳宜曄的作品中並不以瀑布整體或重力整體而存在，也就是不是外在世界的一個「現象」，相反地，觀眾很清楚地理解到，瀑布不可能以作品畫面運動的方式每次只移動一個小的區塊，而重力只會由上而下，而不可能從左邊側面向右邊側面落下。我們會理解到：藝術家所給出的這些，都是構成瀑布整體影像與重力整體影像的最小單位，也就是資料。資料是構成影像的基本單元。這是數位技術之於影像時代的第一個改變。

機器、協議與網絡

當然，讓我們無法輕易放過的，還有作品中另一個「整體與部分」的特質：影像整體與不同機器。在《WATERFALL》中，瀑布與資料影像的移動都是作為一個「影像整體」，這個影像整體跨越了垂降螢幕與四部電視，總共五台機器；與此類似的，《I was wondering》中一個「重力整體」的移動，也跨越了四個螢幕才能夠完成。這個被添加在「整體與部分」差異上的「一與多」的特質，大幅仰賴不同螢幕之間的小型電腦彼此的連結，以及透過這些電腦所達成的協議，才能維持「作為一的整體」，在吳宜曄這兩個作品中，這個整體是以「影像」來加以表示的「瀑布」與「重力」，不過這樣的「整體」並不是一個不可再加以分割的「完整的實體」，不是構造自然、社會、世界或實在的最終基礎，讓我們清楚地說：整體是網絡化的。作為網絡（network）的整體之所以成為「一個整體」，只是因為在不同的歷史時空條件下，恰恰被聚合到一個平面上，在這個平面上不同部份彼此獨立卻相互依賴，就我們這裡的討論，就是這些不同的機器元件被聚合到一個作品當中，並就整體效果而言卻具有不同功能所以缺一不可。

讓我們將這樣認識疊加在前述「資料是構成影像的基本單元」的命題上：「影像」不再像是在景觀世界中一樣，是瀑布、重力與其他所有現象的最基本元素，影像自身也是一個「現象」，這些現象作為「整體」，都具有網絡的特質，都是由於特定作品效果的需要而匯聚，也因為作品的完成而成為本體論意義上的「特定存有者（the being）」，但是這些元件卻不必是完美且無可替換的。藝術家在這兩件作品中，明確地將這些連結不同機器的線路與小型電腦裝置暴露在外，成為這兩件錄像裝置本身無法令人忽略的元件，並且在影像上刻意讓影像跨越不同螢幕、營造整體的特質，恰恰直指「網絡化的整體」這個數位網絡時代的特質。

藝術家的創作行動與世界創造的條件

《WATERFALL》與《I was wondering》兩件作品直指數位網絡時代中影像所處地位的問題。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攝影以其影像紀錄能力開了影像的時代，甚至連海德格都認為，連「世界」本身也都影像化了。接續攝影而來的影像紀錄工具，諸如電影、電視與錄像，在影像的方向上不斷推進，甚至達致德波所謂「景觀社會」的影像帝國，Kittler所謂的「想像物」以影像的方式大幅增長，成為主導二十世紀支配性媒介，並在世界之中為世界增加了許多角色。然而，數位技術的推進在二十世紀末異軍突起，作為定義性機器的電腦以演算法取代了語言與敘事，並否定了世界已先行實現的預設，換句話說，數位網絡技術所做的就是「創造世界」 而這個創造唯名化世界的行為，依賴的下達指令的人如何給出關於世界的預設條件，《WATERFALL》與《I was wondering》正是兩個與現實世界全然不同的世界，吴宜曄透過藝術創作而來的，正是透過不同機器協議方式的確定，以藝術的形式展現了的世界創造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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